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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30日19点，656娱乐藏学沙龙第十七场在656娱乐江安校区文科楼举行。本次沙龙由弗莱堡大学博士研究生丁凯铎主讲，以“1905-1965年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语言障碍”为题与藏研所的师生进行了学术交流与互动。此次沙龙由656娱乐邹立波副教授主持。

丁凯铎博士开宗明义地指出其研究的主要问题：中国的国家建设者是如何与西南多民族边疆地区群体进行沟通的？并且认为翻译、双语人才培养、语言学习等是沟通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

一、研究背景

丁博士研究的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主要指康藏、滇西北、川南等多民族聚居区。从清末开始，这些地区逐渐纳入现代国家建设的视野。然而，在国家治理实践中，语言成为治理者与当地民众之间的主要屏障。无论是清末的川边新政，民国时期的西康省建设，还是中共早期在涉藏地区的治理尝试，语言障碍始终是一大挑战。丁博士的研究试图通过档案文献与案例研究，解析这些语言障碍问题对国家建设的影响。

二、语言障碍影响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过程

1. 清末的语言政策

丁博士从清末赵尔丰在康区的改革开始，探讨了语言障碍对国家建设的影响。赵尔丰指出“汉藏语言不通”带来了诸多障碍，特别是在地方行政中，汉官即便上任，仍需依赖通事（翻译）与当地民众沟通。为了改善这一状况，他推动建立官话学校，试图通过教育手段弥合语言隔阂。这一措施虽然效果有限，但标志着清政府初步认识到语言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

2.民国时期的西康建设

进入民国时期，西康省的设立使语言问题进一步凸显。据任乃强《西康图经》记载：“西康住民，土著十分之九，汉民不及什一。土著能解汉语者，千不得一。汉官能解藏语者，竟未之闻。官民土汉，情感不通，一语之微，必待翻译。而舌人又皆不通文字，每有条教号令，民刑词讼，皆须加雇通晓藏文之番，以助转译”。这种语言隔阂不仅影响了行政效率，也加剧了官民之间的疏离。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地方政府尝试通过设立培训机构、培养双语人才等措施，逐步改善这一局面。然而，由于缺乏系统性规划，这些努力成效有限。

3. 新中国成立初期遇到的语言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在边疆地区推进了一系列国家建设项目。以20世纪50年代初泽库县的工作报告为例，当地的汉族干部在税收、宣传等工作中因语言障碍屡屡受挫，造成干部工作的低效。对此，政府强调汉族干部应“学好民族语言”，并呼吁藏汉干部加强合作。通过培训双语干部等举措，政府试图在西南边疆地区构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

三、语言障碍的具体表现与案例分析

丁博士通过一系列具体案例，生动地展示了语言障碍如何在不同领域中影响国家建设：

1. 宣传工作的失败与改进

语言障碍在宣传工作中表现尤为突出。早期的宣传内容常因用词艰涩、术语复杂而难以被民众理解。例如，在宣传和平签名运动时，使用“和平阵营”“反动阵营”等术语造成群众的困惑。后来的宣传工作逐渐转向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如将“和平人士”改为“爱好太平的人”；“战争贩子”改为“要杀害我们的”；“为首的”改为“领头的”等。这种调整显著提高了宣传效果。

2. 税收与行政工作的困境

税收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边疆地区，语言障碍使得这一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在泽库县，税务656娱乐不仅需要克服语言不通的问题，还要面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税务理解差异。在这种情况下，税务656娱乐不得不依赖当地双语人才进行解释和沟通。然而，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翻译，许多工作仍然无法顺利进行。例如：一份20世纪50年代初泽库县档案文件提到当地干部收购牧民牛羊过程中“收税尚未计算完毕，便于九月三十日开始购畜，如此既要计算收税，又要收购牛、羊，……，准备工作没有作好，组织分工不明确，兼之一般干部质量差，事先学习不够，能说藏语者更少”，结果造成干部工作的低效。

3. 教育与双语人才培养

丁博士提到，教育是国家建设中克服语言障碍的关键领域。民国时期的藏语研究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学院为培养双语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机构不仅教授语言，还通过文化教育培养干部对地方文化的理解。但由于历史、资金等限制，这些教育项目的覆盖范围和深度仍然有限。例如，一份关于中国国民党西康省执行委员会藏语研究班学员的报到表，展示了国家建设对于双语人才培养的重视。

四、国家建设者在沟通过程中所遇挑战分析

丁博士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的国家建设者在与西南多民族边疆地区群体进行沟通时遇到的重要挑战：

1.翻译：政策、法律等官方文件在多语言环境中需要通过翻译来传达。然而，翻译过程中常会出现信息失真，尤其是在复杂的法律或技术领域。

2.双语人才的培养：双语人才是连接国家与地方的重要桥梁，但培养这类人才需要时间和资源。在许多边疆地区，由于教育资源有限，双语教育的普及率较低，培养双语人才十分困难。

3.语言学习与文化适应：国家建设要求政府官员和地方居民彼此适应对方的语言和文化。这一过程不仅耗时，还可能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矛盾。

五、文化中介的角色与作用

丁博士强调，在中国西南多民族边疆地区，文化中介（如翻译、双语人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是语言的桥梁，也是文化交流的纽带。文化中介通过翻译和解释，使政策、法律和文化得以传播。他们既是信息传递者，也是文化解释者。他们的角色对于消除误解和促进政策执行至关重要。丁博士还以部分藏族共产党成员，如刀登、平措汪杰、洛桑朗吉以及阿旺格桑为研究案例，分析其通事、中间人、干部等文化中介身份，阐明他们在工作中如何克服语言障碍困难。

六、研究挑战

丁博士提到，由于某些档案馆的资料不对外开放，查询受到限制，档案资料获取困难，因此研究语言障碍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面临诸多挑战。他在研究过程中，遇到许多档案未开放的情况，且在档案中语言问题通常不会单独归档，而是散落在不同部门的文件中，这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讲座结束后，丁凯铎博士与在座师生又就翻译员如何创造藏语语境来传达国家政策，翻译员如何在民族杂居的情况下传达国家政策，直译是否是翻译中的最大障碍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本次学术沙龙圆满结束。

文字整理：欧芮

审稿：邹立波

编辑：孙昭亮